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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繁荣与翻译质量成反比
来源:  作者:本站
改革开放以后,对翻译的需求陡增,何止几倍、几十倍!长期处于饥渴状态的读者来者不拒。不仅是合格的译者,合格的编辑也供不应求。于是萝卜快了不洗泥,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版的译著未免泥沙俱下。

中国应该算是翻译大国。自晚清以来懂得“放眼看世界”的读书人开始译介域外著作,历经百年,而热潮不减。尤以上世纪80年代最近一次开放以来,国人对外来文化如饥似渴,翻译事业盛况空前,呈汹涌澎湃之势,从数量上远超过任何历史时期。翻译著作不但成为各大出版社的重要部类,而且出现了若干专门从事外版书译介的出版社。翻译作为一门学问得到承认,翻译而成为“家”,有自己的学术团体,这种情况似乎世界上只存在于日本和我国等少数国家。在我国加入国际版权法之后,我曾以为由于需要增加购买版权的成本,可能会影响我国外国著作的出版。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完全是多虑,各出版社竞相购买外版书的版权,方兴未艾。从市场规律看,当然是因为有读者。这首先是好现象,说明国人开放的胸怀,摆脱了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宿疾。但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思想文化领域,我国有震撼力的原创性的作品较少,对本国和外国读者还缺乏吸引力。不论对这一现象如何分析,我国是翻译大国,则是不争的事实。

翻译之为业,业内与业外理解有很大差距。在一般人,特别是不懂外文的人看来,只要懂外文(不论程度如何)的中国人,拿着字典就能对付。惟内行知其艰苦,知道对一名合格的译者要求有多高——需要精通本国和对方的语言,熟悉所译的专题,跟上原作者的思维和广博的知识,等等。在这一切之上,还要有高度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不做唬老百姓之事。但是这里有一个悖论,具备这样条件的人往往更愿意自己从事研究著述,而不翻译他人的著作,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这毕竟是为人作嫁。前辈大师如严复、鲁迅、巴金等从事翻译是抱着“偷天火”的精神,以此为“治愚”(严复语)的启蒙工作。他们创作和翻译两不误,都可以传世。还有一种情况是翻译本身就是专业研究,如傅雷译巴尔扎克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其译文也成为经典。继承这一传统,随后的一批外国文学专业研究者,其翻译著作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并蔚然成家,尤以法国文学令人瞩目。此类文学翻译之成就可以使我国不懂外文的学者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专业,以至于相当一段时期许多大学的这个专业设在中文系下。尽管我本人对此一直持保留意见,但外国文学译著之规模可见一斑。然而,现在我要说的,是一个很特殊的颇具讽刺意义的现象:改革开放后,学术研究的繁荣与翻译著作的总体质量,居然形成了反比。这是我国1949年以来特有的现象。个中道理且听我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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